Photo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

中華基督正教會在大陸走向自治 -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of China is moving towards autonomy on the mainland


COMING HOME - ORTHODOXY


中華基督正教會在大陸走向自治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of China is moving

towards autonomy on the mainland


http://orthodoxchurch.tw/中華正教會/中華基督正教會在大陸走向自治/

台灣基督正教會 - 莫斯科牧首座

俄羅斯神聖主教議會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第三十一號決議中聲明: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起,哈爾濱教區的教會聖統——包括總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朝鮮傳教團的首腦,各級神職人員以及平信徒——應當歸屬俄羅斯正教會。中國和朝鮮被組建為一個完整的跨國都主教轄區,命名為“哈爾濱及東亞都主教區”。奈斯多爾總主教被任命為這個都主教區的臨時監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的第六百六十四號牧首​​敕令中,這個都主教區被東亞督主教區(這是一個聯合了數個教區,並享有某些特定的自治權的轄區)所取代。奈斯多爾總主教被指派為牧首的特派督察(督主教),並被提升為哈爾濱及全滿洲都主教。俄羅斯傳教團則直屬於莫斯科牧首區聖統管轄。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神聖主教議會決定任命北京總主教維克多·斯維亞金為俄羅斯中國傳道團的首腦,並飭令在教區事務上,他應當歸屬於督主教區聖統管轄,在傳教事務上則應服從督主教本人的指導。在同一個決議中指出,北京教區和其在上海的代理轄區不同於東亞督主教區。於是,在中國形成了兩個教會中心:哈爾濱督主教區和北京傳教團。

奈斯多爾閣下在其職務中的行動是非常多樣的。應當提及的是,在那幾年中,哈爾濱教區的印刷出版物頻繁地被使用於莫斯科牧首區。在督主教區內,奈斯多爾都主教也盡一切可能地支持教會慈善事業。

傳教團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的境況也因著具有不同信念傳教士的敵對態度而變的複雜起
來。因為他們一致認為傳教團是中國境內的一個“蘇維埃機構”。那時侯,俄國境內的主教們也同樣被稱作“蘇共分子”。

傳教團所曾經擁有的眾多資產,理所當然地應該被歸還。各地的俄國神職人員中,絕大多數希望回到俄羅斯去,另一些則試圖移居它處。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境內的俄僑開始集體移民別國。直到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尚有八千白俄僑民居住在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因為害怕共產黨的報復而急著離開中國。在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上海總主教伊望·馬克西莫維奇也偕同他的神職人員和會眾離開了上海,前往菲律賓。教區的大多數資產被轉移到國外,傳教委員會的部分文件被銷毀了。於是,在中國,正教會及俄羅斯傳教團面臨著新的使命,工作的要點從原來的教區和堂區事務,轉移到了向中國居民的傳教上。教會當局所面對的第一項任務是澄清傳教團在新中國的國家體系中的合法地位,並正式登記教會的房地產。

維克多總主教建議,將傳教團的活動劃分為五個主要方面:傳教(在中國居民中宣講正教);修道;文化;經濟;慈善事業。當時也還計劃建立同俄國境內神學院校的持久聯繫,在北京組建針對華​​人司祭的神學培訓班,重開在俄國移民​​大量進入中國時被英諾肯提都主教所關閉的傳教士宿舍,在北京,天津和上海建立神學高等專科院校,並組織一個協會,將神學著作翻譯成中文。文化教育事業則包括開設俄語初級學校,出版俄華雙語期刊,組織各類講座和課程,在傳教團和各堂區開設新的圖書館。但是,傳教團的首腦認為,最急需和首要的工作是收回資產,恢復基金。

作為對維克多總主教一項報告的回复,阿歷克謝一世牧首陛下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四日的訓諭中指出:“傳教團不應該繼續被看作是一種盈利機構或者世襲封邑。在短時期內(比如說十年之內),藉著上帝的助佑,必須組建一個由華人主教,華人司祭及修士,華人傳教士,以及——更重要地——大量華人會眾組成的中華正教會。”

牧首陛下當時也提及了培訓神職人員和翻譯神學著作的必要性。他還寫了一封信給G·卡爾波夫——蘇聯政府下屬的俄羅斯正教事務局主管。在信中,牧首請求蘇聯外交部幫助澄清中國政府對於傳教團合法地位的認可,以及對其傳教士以及經濟產業的尊重。

維克多總主教建議消除“雙重主權”的狀況,也就是中心在哈爾濱的督主教區,和中心在北京的傳教團共同執掌中國教會建設的局面。

他也建議將上海的傳教委員會遷至北京。維克多總主教起草了一份傳教團的新規章。其中一項要點是:傳教士應該避免“不必要的對於誘人改宗的熱忱”。

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在牧首陛下的第一千一百七十號敕令中,任命北京總主教維克多·斯維亞金為東亞督主教區牧首特派督察,及第二十屆俄羅斯中華傳教團首腦。督主教區的駐所被指定在北京。齊齊哈爾主教尼堪德爾被任命為傳教團副主席,他的駐所被指定在哈爾濱。隸屬於這個督主教區的教區有:北京教區(包括在北京,漢口,香港的各教堂),哈爾濱教區,上海教區(包括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教堂),天津教區(包括在天津和青島的教堂);(以上各教區在被指派各自的主教之前,將由督主教本人監管。)新疆教區(在被指派本主教之前,由莫斯科牧首區直轄)。在同一項敕令中,東亞督主教區的駐所和辦事中心,俄羅斯中華傳教團,和上海的傳教委員會被合併於北京。傳教委員會被併入督主教區,並被命名為“主教議會”。直到東亞督主教區的章程正式運作之前,一個隸屬於督主教區的臨時監管部門執掌具體事務,它包括傳教,行政,經濟和常務四個分部。

維克多總主教相信,開設積極的傳教事業,在當時的中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這一點被那個時代所有基督宗教的傳教事業的歷史所無可置疑地證實了。幾乎所有皈依正教的中國人,都是和傳教團有關聯的藍領工人或白領職員。傳教團的首腦相信,這些人之所以保持信仰,是因為他們和傳教團之間的經濟關係。

當時的傳教事業還必鬚麵對一項十分龐大的任務:將教會文獻翻譯成中文。十九世紀時候的譯本使用的是一種古老的書面語言——文言文,對於大多數當代的中國人來說是難以誦讀和理解的。對於傳教團財產所徵收的過高的稅金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某些財產,比如土地,必須被收歸國有。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所有沒有在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中得到保證的土地都被徵收了,然後重新被租借給傳教團使用。

所有這一切困難都表明,培訓華人司祭、修士乃至主教是當下的要務。一九五零年七月,神聖主教議會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關於中國教務的會議。會上決定任命大司祭斐奧多爾·杜為天津教區主教。七月二十三日,他在聖謝爾蓋聖三修道院宣發修道誓願,更名為西默盎。七月三十日,在主顯座堂,西默盎修士大司祭被祝聖為主教。在一九五零年的秋季,維克多總主教祝福約安·杜,彌哈伊爾·李,尼基塔·李,亞尼基塔·王和約安·羅為長老。他也按立了斐拉列·毛,皮納·杜,尼克萊·張和安多尼·姚為輔祭。作為創建華籍神職體系的第一步,在北京開辦了一所教理學校,由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所執掌。除了培訓傳教員之外,這所學校也培育了傳教團所有的司祭和輔祭。同時在北京也開設了一所傳授實用知識的女子學校,由一位華人女修道院院長斐瓦修女主持。除了北京傳教團的學校之外,在哈爾濱尚有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公學。同樣,在漢口也為中國孩子開設了一所高中,因為在漢口周圍的數個村莊內居住著大約為數兩千的中國正教信徒。當時在漢口事奉的司祭尼基塔·杜是一個極具熱忱的傳教士。在北京還組建了一個翻譯協會,由六名傳教士和兩名在俗的書記員組成。這個協會專事將神學著作翻譯成現代漢語的工作。

但是華籍神職人員對於建設一個中華正教會的積極態度,有時也混雜著一些來自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因素。尤其是當西默盎·杜主教被調任到上海之後,曾經在華籍神職人員中散播對督主教的不信任。比如杜主教的一個親戚,天津聖英諾肯提傳教所的主持司祭約安·杜懷疑傳教團的首腦貪污了牧首撥發給該教堂的專款,杜主教對此深信不疑。

由於人際關係的原因,在西默盎主教和上海的俄籍神職人員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西默盎主教不斷地向牧首,布拉格都主教多羅斐伊(他參加了西默盎主教的祝聖典禮)以及其他的教會高級神職人員抱怨他的“困難”。他的態度很大程度地影響了上海教區的傳教工作。無論如何,大多數華籍神職人員都熱心於創建一個華人教會,並積極地耕耘於傳教區的土地。

維克多總主教,在督主教區內開展了行政改革。在督主教本人屬下設立了一個行政部門,包括三名華籍教士和三名俄籍教士。

他也試圖將華籍神職人員囊括於督主教區的行政機構內:兩名華籍人員和一名俄籍人員組成了審議委員會。華籍司祭革爾莫根·唐擔任了傳教團高等小學的校長,彌哈伊爾·羅明志神父出任主教座堂的首席大司祭,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被任命為告解神師,列奧尼德·劉成為了傳教團的後勤主管,輔祭尼克萊·常則負責蠟燭工廠。傳教團的首腦試圖獲得新生政權的信任和好感,以便得以獲准對於教區機構和個堂區的登記。為此,他不得不將傳教團在Badahangou (約五平方公里), 張家口,東定案,北戴河,嶗山以及江西省的地產交給中國政府無償使用。

維克多總主教認為,為了更好地開展傳教工作起見,應當任命第二個中國籍主教,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他給牧首的報告中建議將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傳教團的告解神師祝聖為主教。

在上海主教座堂組織了一個正教教友聯誼會,在這聯誼會中開設了一個教理學校,在教區委員會的經管下,還開辦了華語和俄語學習班,有大約一百名中國學生在聖安德烈教堂學習俄語。在滿洲里建造一座華人教堂的計劃也被通過了。同時在哈爾濱成立了一個傳教士理事委員會。當時還計劃開展同中國天主教(也就是已經宣布同教皇脫離了關係,並獨立自主的中國天主教),以及自主的中國新教的對話,以謀求在莫斯科及全俄羅斯牧首領導下的合一。

中國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初曾試圖反對俄羅斯傳教團的活動。比如,在那一年的夏季,政府詭稱傳教團所擁有的聖像是中國國民的重要文化財產,必須交歸博物館保存,以此理由將之沒收充公。靠托上帝的助佑,這些聖像最終得以歸還。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中國宗教公報雜誌被禁止刊行。在允許宗教存在的前提下,制定了“三自”的原則——自主,自傳,自養。政府當局對於所有的境外宗教組織都持消極態度。傳教團首腦將新中國的宗教政策定義為一個“基督教國有化”的過程。

由於外國僑民在中國境內旅行具有種種不便,當時實際上在督主教區的各教區和堂區之間沒有什麼活躍的聯繫。已經持續刊行了四十八年的傳教團雜誌被禁止出版了,因著同樣的理由,教會印刷所和書局也停止了運作。北京市政當局責令傳教團人員參加社區公益勞動。

除了這一切以外,督主教區的內務也因為上海主教,西默盎·杜座下的行動而變得更趨複雜。西默盎主教“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他在教士和信徒的心中散佈了混亂的因素,並試圖取得既非來自教會上層的准許,也非來自他作為本教區首腦之職守的特殊權責。”

他認為在給予中華正教會正式的自治權之前,應該先成立一個自治的教區,由一名華籍主教主管,而這名主教的頭銜應該是“北京及全中國的主教”

他還申請在北京,哈爾濱,天津,以及新疆教區內設立屬於中華正教會的堂區。在沒有得到莫斯科指示的情況下,西默盎主教向他教區範圍內的中國籍正教信徒散發了調查問卷,徵詢他們對於他創建自治中華正教會計劃的看法。但是當時並不具備選任西默盎主教為中國正教會首腦的基礎條件。

和北京教區一樣,當時的上海教區面臨著很嚴重的經濟問題。在一九五二年,教區的經濟收入縮減了百分之六十,這主要是由於俄僑大量離開上海造成的。在一九五三年年初,在上海大約還剩下二千五百名歐洲人,到這年的年底,就只剩一千人左右了,其中的正教教友只有三百不到。西默盎主教建議關閉除主教座堂之外的所有教堂。教理學校也同樣關閉了。到一九五四年的夏季,上海的俄僑人數減至約兩百名,而華人教友則不足七十人。而教區唯一的經濟來源是莫斯科牧首區撥發的一小筆津貼。

維克多總主教向牧首陛下請求改組在中國的正教會行政體系:關閉俄羅斯傳教團,將督主教區改編成類似在西歐和美國的莫斯科牧首區轄下的教區組織。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神聖主教議會,在牧首的代表下,飭令關閉在中國的俄羅斯傳教團,並令中國境內的所有正教教堂歸屬於莫斯科牧首區的東亞督主教區。

在一九五四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期間,維克多總主教訪問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中國國內局勢的進一步改變,都促使莫斯科方面決心徹底取消東亞督主教區。維克多總主教被要求通過中國的蘇聯大使館,向中國政府徵詢對於中​​國正教會的未來體制的看法。而撤回所有俄籍神職人員的決定則已經預先作出了。哈爾濱主教尼堪德爾座下,以及督主教區的其他俄籍神職人員被告知:凡是願意返回俄國的人員,可以向在中國的蘇聯領事館申請簽證。傳教團的首腦也被要求在中國正教會的重組工作徹底完畢之後返回蘇聯。督主教區的所有房地產被轉交給中國政府,而北京的主要教產(北館)則被交割給了蘇聯大使館。通過其餘七十三所教堂,小教堂,祈禱所和修道院的交割,可以明顯感覺到對於教友的高壓政策和對聖所的褻瀆不敬。

穆卡切沃和烏孜格羅夫的主教,伊拉利翁座下,以及大司祭尼克萊·納鄔莫夫受命解決關於中國教務的所有問題。一個牧首區的代表團在一九五五年的八月抵達北京。首先要處理的是關於督主教區的合法地位問題。因為督主教區的章程從來沒有經過牧首區的正式核准。而俄羅斯傳教團則繼續在中國存在著,因為教會財產是在其名下被登記的,中國政府也還繼續將事務信箋發送到其名下。督主教區的各個教區實際上都各自為政地獨立運作,很多時候就連最重要的教會事務也不向督主教區中心匯報。主教們向督主教遞交的反對意見阻止了中國教會組織的自治化進程。

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維克多總主教向尼堪德爾主教和西默盎主教發送了一封正式信函:“1。東亞督主教區的所有房地產,包括土地,建築,機構,應當由教會代表轉交給中國政府。”“5。儘管有上述的種種措施,但是在各個正教教堂和小教堂中的教會活動還是要繼續進行,因此,你們有責任確保在你們的教區內教會儀式和祈禱事奉不被中斷。”

莫斯科牧首區確信,自願地上繳房地產,並不要求任何補償,將自然地成為解決中國境內外國傳教士產業的一個先例。然而,事實證明,以此種慷慨的高姿態來博得中國政府的好感的試圖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果。

十月三十日,在西默盎主教的祝福下,一份定期的教會刊物在上海發行,主教在刊物中公佈了莫斯科方面關於改組教會行政的所有指示。隨後,西默盎主教也在刊物中發表了他有關中國教會事務改革的與上層教會當局相左的個人意見。

隨後,西默盎主教因䘺不同意公開收回他的言論,便要求引退。然而維克多總主教則認為同意西默盎主教退休是不合適的,因此這項請求從來沒有被核准過。所有的這一切使得任命西默盎座下為中國教會首腦的設想失去了可能性。而同時在北京,

牧首區代表及督主教要求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接受主教神品。修士大司祭瓦西里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同意接受主教聖職。他即被要求擔任中國教會首腦的職務。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督主教被邀請至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宗教局會談,他被告知:外國組織不能繼續掌管中國教會事務,這項職權將由宗教局掌任,所有教士的任命和調動都要經宗教局核准。作為一個外國宗教組織,督主教區必須終止其教育機構以及附屬企事業單位的運作。遵照牧首區的命令,尼堪德爾座下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離開哈爾濱。許多鐵路沿線的教堂被關閉了,而受託付保管堂產的堂區教友也都離開了中國。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何沉香,中國國務院宗教局局長,批准任命修士大司祭瓦西里·姚為北京主教。他也被內定為中國正教會的臨時監管。維克多總主教被要求將北京教區的所有教務和教產交接給瓦西里主教。宗教局認為最好使中華正教會的中心仍然保留在北京。他們也許諾建造一所新教堂,和教士宿舍,以及為前北館的華籍正教居民重新安排住所。三月三十日,價值數百萬盧布的俄國正教會房地產被無償地轉手給了中國政府。而動產則被交割給中華正教會中指定的華籍司祭。督主教區的附屬企事業被蘇聯大使館接收,大使館的範圍囊括了北館的全部區域,包括數座古老的教堂。最後一名俄籍高級神職人員維克多總主教,於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離開北京,於五月二十六日穿越了中國國境,返回俄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